黄仁宇经典著作-------《万历十五年》
我手头共有两本《万历十五年》。其中一本有着俗气的彩色压塑的封皮,书脊上印着二号大小的黑体字:“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记得那是数年前暮春的一天,我在一家不起眼的小书店里瞥见了架上插着这样花花绿绿的一本。略一翻过,便觉有点儿心促气粗。这样的文字,好像是从未见识过的。在这个名叫黄仁宇的人的笔下,它们如同执戈成阵的士兵,被排列得井井有条且又生趣盎然。而封皮上的花哨与热闹实在跟内页所具有的丰赡和冲淡风马牛不相及。
也许,只有黄仁宇才能够写出《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书来。在某本书的结尾处,他将自己比喻为一名水手,曾经跟随哥伦布远涉重洋。虽然水手只是藉藉无名的小人物,可是他见证了新大陆的被发现。这样的见证因为来自底层,朴素而且自然,也就更具客观性与可信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仁宇写“大历史”,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见证的目的。
仔细分析黄仁宇的历史观,其主体显然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具有西方式的严谨与冷静思维;同时,那种东方式的道德气息依然会在字里行间萦绕来去。黄仁宇之写张居正、海瑞乃至李贽,骨子里充满了强烈的道德旨归作用。不过,这种道德观念的隐性存在,并没有削弱理性分析的力量。这便是黄仁宇有别于大多数本土历史学家的地方。因为唯有理性的分析,方能接近于历史本身的面目。中国的旧史家素有“秉笔直书”的传统,那是由于他们一向以操守自许,而非理性使然。到了后来,就连这样的“操守自许”亦不可能。历史也就变成了政治的婢女。以明清两朝而论,哪一个皇帝的所谓“实录”,未曾不被人动过手脚呢?而据“实录”修成的正史,又在增删之间,背朝着沉默着的历史本身渐行渐远了呢。
由此看来,黄仁宇确乎是个幸运儿。他生于东方,负笈于西方,遂得以将两种文化的优点尽数施展于笔端。当年朱东润在写《张居正大传》时,将其描述为一位具有牺牲精神的伟大爱国者。彼时,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钱穆之所以写《国史大纲》,宗旨亦与《张居正大传》无二。三十余年之后,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之中,张居正身上的“悲剧油彩”已经斑离剥落,传统中国的制度弊端得以浮出水面。远离漩涡中心的那种平和环境,冷静的理性思维,也许才会令作者作如是观吧?唯有作如是观,也才是的的如昨的信史吧?
在《万历十五年》中,有一章的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如今,这句话可以改作——“世间已无黄仁宇”。黄先生以82岁高龄遽归道山,此事固可悲悼,然则想来他在天堂未必寂寞。因为世上尚有不少人记得这位《万历十五年》的作者。《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他们也会一直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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